1971年3月，日本名古屋的樱花正盛，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这里进行。

一天比赛结束后，21岁的美国乒乓球选手格伦·考恩，在匆忙追赶队友时稀里糊涂地登上了中国队的大巴。这位披着嬉皮士卷发的年轻人，与身着中山装的中国队员面面相觑。

考恩有点尴尬，挥手说了声：“嗨！”没人搭腔，气氛凝固得能听见心跳。直到快到下车时，中国队的庄则栋站了起来，他递过一块绣着黄山云海的杭州织锦送给考恩，用蹩脚英语说道："这是中国最美的风景，送给你。”

考恩愣住了，他翻遍口袋，掏出一件印有和平标志和“Let It Be”字样的T恤，郑重回赠。两人握手的短暂瞬间被记者的镜头捕捉，登上了全球报纸的头条。那块杭州织锦，被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最昂贵的25美分礼物"。

几天后，中国意外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邀请。

他们是1949年以来第一批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团体，电影《阿甘正传》借阿甘的经历重现了这段历史。他们游览了长城，探访颐和园，和中国打起队了友谊赛。中国队送给他们“双喜”牌球拍和一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访问。那是冷战最紧张的年代，中美之间，隔着意识形态的铁幕，也隔着二十年的敌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视中国为“红色威胁”，连大使馆都没有。华盛顿的地图上，北京是个模糊的符号；中国的宣传里，美国则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

不过历史的车轮总有意外的转弯。196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双方都开始寻找战略突破口。而这颗小小的乒乓球，成了点燃希望的火种，用毛泽东的话说：“小球推动了大球。”

乒乓外交三个月后，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机，低调降落在北京。当时中美双方尚未建交，美方通过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向中国传递和解意愿。基辛格与周恩来彻夜会谈，促成总统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当尼克松的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北京首都机场时，与周恩来在机场完成“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晚宴上，尼克松吃得最多的是北京烤鸭，盘子里的酱汁被刮得干干净净。他还去了故宫，站在太和殿前感叹：“这是怎样的文明！”

破冰之旅已开始，更大的舞台正在等待。

1978年7月的一天，凌晨3点，美国白宫的电话突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从睡梦中被叫醒。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

被半夜吵醒的卡特还以为遇到了什么危机事件，问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普雷斯说他正在和邓小平会见，对方问能不能派5000人到美国留学，卡特有点不耐烦地回答：

“他可以派10万人！”

那时中美还没正式建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一穷二白的中国面临着一堆亟待解决的问题。

“美国战略智囊”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当时的做法很惊讶，他在回忆录中曾发出疑问：把中国最聪明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难道他不知道当时中美两国生活条件的差距吗？

但邓小平认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是一个一度封闭的大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再次推开国门。

1978年12月，第一批52名、平均年龄40岁的中年学者，在漫天飞雪中登上赴美航班，开启了中美教育交流的破冰之旅。

这些经历过文革动荡的知识分子，行李箱里仅装着国家统一配发的50美元外汇。清华教授柳百成作为领队，他曾白天在铸造车间搬运铁水，夜晚研读英文铸造专业文献，积累的笔记厚度超过一尺。

这批学者在美国不仅要适应全新的学术体系，更要突破语言与文化隔阂——初到华盛顿的他们，在机场中转大厅甚至不敢使用洗手间，生怕需要支付小费。

这让人想起一个世纪前的清朝末年，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的故事。

当时的中西方差距更大，受制于当时的种种困境，留美幼童大多未能完成学业便被迫回国，但他们中大多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比如载入历史课本的詹天佑。

很多人可能无法想象，在当时，即便是像派遣留学生这样有利国家未来的事也会引起诸多争议。

1979年，李政道发起CUSPEA项目（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旨在每年选拔百名中国优秀物理学生，送往美国顶尖大学深造，李政道亲自组织美国名校教授来中国面试。

然而，项目初期遭到部分学者强烈反对，批评其“丧权辱国”，认为考试完全由美国出题的模式“比半殖民地更低”。

李政道为此多次赴北京解释，强调CUSPEA本质是突破留学壁垒的务实创新，与美国高校合作并非“主权让步”。他还致信邓小平详细解释，好在邓小平明确表态：“这是件大好事，你们谈定了就行”，并赞赏其贡献。

邓小平与李政道

1981年第一轮录取中，114名学生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53所美国大学录取，并均获得全额奖学金或助研金。

CUSPEA项目前后持续十年，900多名物理精英进入美国大学深造，其中有30%左右回国任教或创业，创建了搜狐公司的张朝阳，便是其中一员。

不过，在当时，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出国留学仍是一件极其遥远而奢侈的事。

80年代初，中国普通工薪阶层月收入还不到100元人民币，而美国大学学费年均超过1万美元。1981年，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作为访问学者赴美时，月工资仅57元人民币（约合19美元），入境填表时被美国官员质疑“20美元如何生存”。

1985年虽然开放了自费留学，但光是几百元人民币的签证费，就相当于普通家庭几个月的工资。像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因经济困难两次被拒签，最后靠借钱才成行。后来成了央行行长的经济学家易纲，赴美时仅携带2美元，靠打工完成学业。

高层已经开始意识到，过去的闭塞三十年里，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几天后，邓小平就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专机。他的行李箱里装着几套中山装，还有一个国家的梦想，他对随行人员说：“我们要让世界看看，中国的大门打开了。”

在美国，邓小平去了很多地方，后来被称为“旋风九日”。

在亚特兰大，他走进可口可乐总部，端起一瓶汽水一饮而尽，《华盛顿邮报》记者写道：“他喝可乐的样子，像是尝到了未来的滋味。” 在休斯敦，他被邀请参加一场牛仔竞技表演，戴上当地农场主递上的一顶白色牛仔帽。

他走进约翰逊太空中心，在登月舱模型前驻足良久。在西雅图，他走进波音747工厂，抚摸着飞机机身，感叹道：“我们也要造这样的飞机。”

1979年的中美，差距大得像两个世界。

美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波音747已问世，普通家庭开着福特轿车，家里有彩电和洗衣机。街头的麦当劳门口，年轻人排队买汉堡，收音机里放着披头士的歌。

而中国呢？刚刚从十年动荡中走出来，人均GDP不到200美元，城市里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农村的电灯还是稀罕物。上海的弄堂里，居民挤在筒子楼共用厨房；北京的胡同里，孩子们玩着铁环和弹珠。

访美期间，邓小平签下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为中国打开了技术交流的窗口。回国前，他在华盛顿对记者说：“我们要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不是照抄，而是为中国找到自己的路。”

那是一个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起点，也是一个时代从隔阂走向接触的序章。

02

1984年4月，北京的天空湛蓝如洗，长安街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美国总统里根的专车缓缓驶过，沿途民众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欢呼声此起彼伏。里根微笑着挥手回应，他的夫人南希则好奇地打量着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

这是中美建交后美国总统首次访华。里根登上长城，站在烽火台上发表演讲：“长城见证了中国的悠久历史，也见证了中美友谊的新篇章。”台下，中国学生和外国记者掌声雷动。他还去了西安，站在兵马俑前惊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提及80年代的中美关系，最容易被普遍想到的是，那是中美历史上短暂而难得的“蜜月期”。

政治上的握手很快化作了经济上的拥抱。建交之后，中美贸易额像坐上了火箭。1980年，双边贸易额只有45亿美元，到了1989年，已飙升至120亿美元，增长近三倍。

1980年签署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打开了大门，美国企业闻风而动，纷纷涌入中国市场。

可口可乐成了先锋，1981年在北京开了第一条可乐生产线。工人需穿防尘服操作全自动设备，这让参观的国企领导惊叹：“原来工厂可以没有油污和噪音！”

1987年11月，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前门大街开业，美国驻华大使参加剪彩。店外排起千米长队，店内350个座位根本不够用，有人为尝一口“美式炸鸡”苦等两小时，甚至有顾客花10元（当时普通人月薪还不到100元）买全家桶当婚宴主菜。

这家店，开业当天营业额30万元，相当于全北京所有国营餐馆收入总和。 肯德基不仅带来汉堡薯条，更引入标准化后厨管理、冷链物流和品牌营销理念。

1987年，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开业

这股经济热潮的背后，是双方的共同诉求。美国企业看中了中国广阔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中国则急需资金和技术来加速现代化。

1985年，通用电气与中国签下合资协议，在上海生产冰箱和空调。到1989年，美国对华投资项目超过1000个，合同金额高达50亿美元。对中美两国来说，那都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友好的年代。

对于闭塞已久的国人来说，西方文化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

1985年，《超人》作为首部好莱坞特效大片引进，尽管比美国上映晚了7年，仍引发观影狂潮。其太空场景与视觉奇观让中国观众首次领略好莱坞工业水准，成为很多人的科幻文化启蒙。

美国人也第一次有机会了解中国。1984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出纪录片《中国：长城内外》，镜头扫过长城、江南水乡，美国人第一次透过电视看到一个鲜活的中国。

当时的主流声音是中美友谊，美国各领域对中国的态度也相对友好。

比如1989年，美国默克公司总裁罗伊·瓦杰罗斯力排众议，签下一份“亏本合同”——以700万美元的白菜价向中国转让乙肝疫苗技术。

彼时中国正深陷乙肝危机，每年新增2000万新生儿中10%携带病毒，而默克疫苗售价高达100美元/剂，远超中国家庭承受能力。

协议签署后，中国技术人员分批赴美培训，学习从基因重组到发酵罐控制的整套工艺。美方工程师甚至手绘设备图纸，帮助中国绕过技术封锁。乙肝疫苗最终让几亿中国儿童受益。

每当提到80年代中美短暂的“蜜月”，军事合作都会被单独拿出来。

1980年，中国军方高层耿飚、刘华清率团访美，首次登上美国“突击者”号航母。这一经历让中国深刻认识到与西方军事技术的差距，刘华清在回忆录中感慨“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多年后，他在美国航母上踮起脚尖观看的场景，仍令很多网友为之动容。

1983年，美国将对华出口级别提升至与西欧盟国相同的V类，为后续实质性合作铺平道路。在众多合作项目中，黑鹰直升机的引进最具标志性。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含氧量仅为海平面一半，普通直升机发动机功率到了那儿功率直接下降40%，当时中国缺乏能满足要求的高原直升机。

在1983年的国际招标中，美国西科斯基公司的S-70“黑鹰”，在拉萨贡嘎机场测试中展现出卓越性能，成为唯一中标机型。

1984年7月，中美双方签订总价1.5亿美元的合同，采购24架民用版黑鹰直升机，附带3套副油箱系统和维护设备。当时，黑鹰是青藏高原唯一可靠运输工具。1995年藏北雪灾，黑鹰连续飞行6小时抢救游客。

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18架黑鹰仍执行大规模救援。

这些黑鹰累计飞行超万小时，直至国产直-20列装才逐步退役。黑鹰的设计理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直升机发展，直-20的数据总线标准、抗坠毁结构均源于对黑鹰的技术消化。

这段特殊历史既带来短暂的技术跃升，但合作背后也暗藏波折。张爱萍将军驳斥美方“中国离开美国活不下去”的傲慢，强调“买武器过日子”不可持续。1989年美国启动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禁运次年，中国启动歼-10项目，最终在21世纪开花结果。

回望80年代，中美关系相对友好，部分原因是双方因共同的敌人站在了一条战线，但另一方面，恐怕也因由于当时中美国力差距实在太大——当强者面临一个比自己弱小太多的合作方时，自然更容易表现出某种随意和“大度”。

03

1991年，苏联解体。一边是失去了最强大的战略对手，另一边是改革开放后逐渐走出困境的中国，中美不再是80年代的风平浪静，而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很多人都还记得那个年代发生的令人愤慨而又无奈的事件。

1993年，“银河号”事件，美国指控中国货轮载有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强行要求上船检查，并关闭了船上的GPS信号。“银河号”被迫在公海上漂泊了二十多天，负责处理此事的外交部副司长沙祖康，后来在采访中连说17个“窝囊”。

1996年，台海危机，美军两支航母战斗群逼近台湾海峡。当时中国空军主力仍是老旧的歼-7/歼-8，与美军存在代纪的差距。这场危机催生了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雏形，也刺激了中国解放军开始加快现代化进程。

1999年5月，北约五枚制导炸弹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公民罹难。数万名愤怒市民集结在北京大使馆门前，高举“血债血偿”的标语，抗议声浪震天。

2001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飞行员王伟跳伞后失踪，虽经大规模搜索仍未获救。北京大学生举着“不考托（福），不考寄（GRE）”的标语包围美国大使馆。

假如用今天的眼光来回顾这些历史，那简直是充满屈辱的“窝囊”时期，但实际上，海水的另一边是火焰，巨浪之下，另一个时代的种子正在快速萌发。

1992年，北京第一家麦当劳在王府井大街开业，劳金色拱门亮起时，排队的人群从东长安街绵延至东华门，创造出了开业首日卖出1.3万个汉堡的奇迹。

2001年，在经历多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后，中国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如火箭般起飞，中美经贸关系呈爆炸性增长，2008年中美贸易额达到3000多亿美元。

好莱坞也迎来进入中国市场后的黄金时代。

1994年，第一部分账大片《亡命天涯》在中国上映，紧接着是《真实的谎言》《狮子王》《阿甘正传》等一系列经典大片，质量之高让今天的影迷都不由得感慨那时候吃的真好。

将这股好莱坞浪潮推向顶峰的，是1998年引进上映的《泰坦尼克号》，3.6亿元票房，相当于当时全年票房的四分之一。长者向高级官员推荐观看，“你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思想教育”。

不过，让人感到遗憾的是，90年代引进上映的还是一刀未剪的完整版，但20余年后，3D版《泰坦尼克号》再次引进重映时，看到的却只有删减版了。

尽管中美之间发生了诸多波折，但对那个年代的年轻学子来说，美国仍是追逐未来的理想之地。

被北大开除的俞敏洪，蹬着三轮车拉家当，租下中关村一间漏雨的违章平房，挂起“新东方”的牌子。他幸运地赶上了这一波中国留学潮，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将新东方推上纽交所。

ETS（美国教育考试中心）曾起诉新东方盗版考题，索赔1亿美元。俞敏洪连夜飞纽约，对ETS高管说：“中国学生买不起正版，但你们失去的是未来市场。”

是的，未来。

当时的中国就像一个潜力巨大、即将起飞的庞大市场，无论好莱坞大鳄，还是美国的科技公司，都在热情高涨地进入中国。站在今天回望，很难想象美国科技公司曾经如此毫无顾忌地投资中国。

1998年微软在北京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这是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设立的第二家基础科研机构。37岁的李开复从硅谷回国组建团队，研发技术被应用于Windows XP等产品。

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立被视为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高端研发机构的里程碑，深刻影响了后续IBM、英特尔等公司的在华研发布局。李开复曾回忆：“比尔·盖茨最初只期待我们做‘技术转移’，但我们最终做出了基础研究的全球影响力。”

今天的芯片大战，美国采取各种措施压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但回到世纪初，中国大陆一度是美国半导体公司的投资热土。英特尔2007年投资25亿美元建设大连晶圆厂，是英特尔在亚洲的首个300毫米晶圆制造厂。

波音、苹果、IBM、通用电气、福特、沃尔玛、星巴克，这些美国巨头一个个争先恐后拥抱中国，攫取中美互相走向对方的时代红利。

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拜访了波音公司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有记者问他：“这个家庭怎么样，幸福不幸福?” 领导说话自然要比普通人有水平，他引用了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90年代的波音，堪称中国市场上“最幸福”的飞机制造商，仅1990年，中国与波音签订的当时中国最大的一笔订单，总价值就达90亿美元。波音的一位华裔工程师曾颇为得意地对同事开玩笑道：波音737部门有1/4员工的工资，都是中国发的。

那是“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时代，也是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几十分之一的岁月。

美国游客也蜂拥而至，2001年赴华人数突破100万，长城、故宫挤满了金发碧眼的外国面孔。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天，小布什携带家人坐上鸟巢观众席，法国总统、日本首相、韩国总统悉数到场，期间小布什还主动换座位到普京旁边交谈 —— 这画面，比之今天要远远接近世界大同的多。

今天看起来多少有点魔幻的场景

回看1990年代至2000年代，无论中美还是整个世界，都在合作与冲突中曲折前行，从大使馆被炸的愤怒，到奥运会的掌声，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大戏。而暗流涌动之下，接下来全面竞争的时代已露出端倪。

新秩序虽尚未形成，但旧秩序的瓦解已无处不在，全球化开始进入乱纪元。

04

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宴会，要求每位在场的硅谷企业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然而，当苹果的CEO史蒂夫·乔布斯提问时，奥巴马却打断了他的发问，反问了对方一个问题：“要怎么样才能在美国生产苹果公司的产品？”乔布斯想了想，这样回答：“总统先生，这些工作再也回不来了。（Those jobs aren’t coming back）”

《乔布斯传》中提到：“苹果在中国拥有70万工人，需要3万名工程师在现场为工人提供支持，然而在美国，你根本无法找到如此多可雇佣的工程师。”

对美国产业工人来说，值得他们反复回味的黄金时代，是二战结束后的前三十年。当时的美国，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道琼斯工业指数也主要由制造业企业的股票构成。

但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紧接着迎面而来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制造业加速外迁，本土产业空心化，直接导致美国中下层工作机会流失，过去在底特律打螺丝也能时薪70美元的工作，一去不复返了。

在80年代，失去工作的美国人指责日本商品的入侵；到了2010年代，则归罪于中国制造的涌入。愤怒的美国蓝领工人，最终将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宝座。

不过相比被抢工作，对国会山的议员老爷们来说，更致命的是，中国制造开始转型升级，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一步步蚕食掉欧美优势产业。

这几年美国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一个话题：“中国冲击2.0”。之所以称为2.0，是相对于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而言，当时中国廉价商品涌入世界，那是欧美国家第一次感受中国强大的制造业潜力。

但这次不同，华尔街日报预警: “中国现已攀升到价值链的更高端，第二波冲击的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美国人忽然发现，这个过去的小老弟，不再满足于造玩具、卖衬衫，而是开始造芯片、造飞机、造汽车。

前些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发了条推特，大意是：我们理想中的全球化，应该是美国掌握高端产业，确保美国人拿到高收入，能轻轻松松过上好日子。但现在中国开始赶上来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全球化。

“脱钩”两个字，已经不言而喻。

2020年4月，华为手机业务达到顶峰，历史上首次超越三星，登上全球第一的宝座。从崛起到登顶，华为用了十多年才走到这一步。但随着被美国制裁，华为手机迅速跌落，荣耀拆分卖掉，十年奋战，一夜间付诸流水。

这几年，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各个领域的脱钩早已事实上开始，跨国公司面临“供应链重构”的难题。

2023年，微软将苏州AI团队整体迁到加拿大，首批30名核心工程师获加拿大永居资格；2024年，北京研究院20名顶尖AI科学家转岗到东京新总部。

微软上海人工智能与物联网实验室，是微软全球七大实验室之一，于2024年底停止新项目入驻，2025年初正式关闭，设备搬到印度。

今年年初，IBM彻底关闭在中国的研发部门，三分钟的会议宣布，裁员数量超过1000人，相关业务转出中国。

与中国深度绑定的苹果，面临渐行渐远的中美关系进退维谷，也在计划将生

产线逐渐转移到印度和越南。

无论愿不愿意，撤出中国，已经成了多数外企不得不面临的两难选项。

1979年访美时，邓小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份协议原本每5年续签一次，然而，2024年3月到期后，两国只是悄然续签了6个月。

05

前几天，天清华大学官网发布了一则新闻：哈佛大学前化学与生物学系主任、著名纳米科学家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正式加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担任讲席教授，这是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

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多关注。利伯生于1959年，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从1991年开始就在哈佛大学任职，担任化学与生物化学系教授，获得2012年沃尔夫化学奖等众多荣誉，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潜在候选人。

这样的大牛离开美国加入一所中国大学，还是非常罕见的。利伯转投中国大学任职的直接原因，是他被美国反华力量的“猎巫”行动所波及。

2011年的时候，利伯受邀来中国参加纳米能源材料论坛，武汉理工邀请他加入中国“千人计划”，签了为期三年的合同，参与建立了“武汉理工-哈佛联合纳米重点实验室”。

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一项名为“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的行动，调查美国大学的学术间谍活动，利伯很快成被盯上了，被FBI逮捕，指控“实质性虚假、虚构和欺诈性陈述”的罪名。

包括七位诺贝尔奖得主和数十位哈佛教授，签署公开信，公开声援利伯，认为这种行动会对全球科学合作产生“寒蝉效应”。

尽管争议很大，但利伯最后还是被判刑：监禁、软禁、加上5万美元罚款。经过这场风波，利伯对自己在美国的职业生涯算是彻底心灰意冷，他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

回想自上世纪70年代中国国门初开，这些年，成千上万中国留学生踏上美国，将美国视为理想之地，绿卡一卡难求，很难想象有一天会出现人才逆流的现象，尽管到目前为止，像利伯这样的仅仅是个例。

特朗普上台后，开始重启并强化首任期内的签证审查机制，重点针对STEM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敏感技术）的中国留学生实施更严格的背景调查，数百名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被撤销。

就连文化上的交流也不自觉地在走向衰落。好莱坞开始失去往日的魅力，而如今正面临“技术霸权瓦解”与“叙事创新停滞”的双重危机。2024年全年，没有一部美国电影进入中国票房前十。

四十年前，太平洋的季风曾裹挟着集装箱的轰鸣声，将“中国制造”与“美国消费”编织成密不可分的命运之网；四十年后，同样的洋流却冲蚀着锈迹斑斑的供应链。

基辛格在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并对未来提出了深刻见解。他曾写道：“中美关系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超越过去的成见，共同构建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他在2023年去世，仿佛一个隐喻，一个时代也随之落幕。